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与署款文化（二）

您的位置：首页

明清朱泥壶的发展历程与署款文化（二）

1987年，考古学家在盛出朱泥壶的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，发掘出明万历38年入葬的明户部尚书卢维祯夫妇合葬墓，其中有一件「大彬」款紫砂壶(此壶经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等学者断为大彬真迹，现藏福建博物馆)。此壶盖沿已见磨损，显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时日。壶高ll公分，约为今人所谓之中壶，比入清以后日趋小巧的水平小壶为大。此一发现的部份意义为：一、对照宜壶的形制演变，此壶正是大彬制壶由大趋小的部份历程。二、紫砂壶在滥觞不久后的万历年间便已走入闽南。三、紫砂壶初入闽南是由贵族为媒介，且属上层社会的奢侈品，非寻常人家可用。经历近千年的发展，饮茶活动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重要休闲项目，尤其是在闽南的工夫茶区，茶更具备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。有趣的是，迥异于紫砂文人壶将诗文题于壶身的作法，朱泥壶因壶身较小，不宜题作，遂将此风转移至壶底，例如逸公款梨式壶刻有「谈笑有鸿儒」，（此语出自唐刘禹锡《陋室铭》，下句为「往来无白丁」。）朱泥掇球壶底刻「明月三人太白杯」，（典出诗仙李白的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」只不过现下是以茶代酒，取其诗意也。）此外如「香引玉人来」、「高朋满座」、「知君于此景」、「诗人作伴、文士同居」等句，皆是反映着以茶会友的社交心态；当然也印证了朱泥壶缘自宜兴紫砂文化的血缘关系。既是友人相聚，免不了要在茶余饭后，对茶壶品头论足一番，因而发展出对宜兴茶具的主流评价与使用心得。如李渔《杂记》︰「凡制砂壶，其嘴务直，购者亦然。一曲便可休，再曲则称弃物矣。」《阳羡茗壶系》︰「壶供真茶，正在新泉活火。旋瀹旋啜，以尽色声香味之蕴。故壶宜小不宜大，宜浅不宜深，壶盖宜盎不宜砥。」这些主流价值深深左右着宜兴陶人的制壶观念，影响深远。据史载，明末紫砂壶的容量由大趋小已是一种共识，如李茂林、李仲芳父子、陈子畦、沉君用等，无不是亲自实践者，这种与茶文化的互动是全面且实际的。尤其华南素有饮用浓茶之风，势必从实用的角度，对宜壶由大趋小的运动产生影响。入清以后，工夫茶更是要求「壶小如香橼」(袁枚《随园食单‧武夷茶》)、「壶之采用，宜小不宜大，宜浅不宜深」(翁辉东《潮州茶经》)。以现代行销理论观之，这正是受「消费者导向」影响的必然结果。至于在工夫茶区，紫泥壶与朱泥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，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？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：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泥壶为主力，至清中期渐渐淡出；而朱泥壶则自清初渐增，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，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。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。就容量上的比较，两者皆大致吻合：清初大于清中，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。明清朱泥壶出土档案中，最具代表的首推「陈鸣远朱泥壶」的出土。1990年夏天，福建省漳浦县，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。此墓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。（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，殁于干隆年间。）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，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，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「丙午仲夏，鸣远仿古」的朱泥壶(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)，此外尚有「若深珍藏」款青花小瓷杯四件，及锡罐一个，里面装有题名「素心」的茶叶若干。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讲究的精品，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，更具体记录了雍干时期的茶俗风尚。特别值得探究的是：此壶所落的「鸣」、「远」两枚阳文篆字小章，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，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干隆皇帝御诗茶具上「干」为圆章，「隆」为方章的格式相同，两者年代相近，款式相仿。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，同期并有「荆溪」、「邵旭茂制」等上圆下方印式。这种「右侧题诗文，左侧钤圆方二章」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泥壶的标准格式？虽未可知，但显然自干隆以后的历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，制作出如「时」「大彬」、「惠」「孟臣」等款识的朱泥壶。无疑地，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，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。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《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》一文中，写道：「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(闽南地区)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……仅漳浦一县，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『进士及第』……至清初……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…」。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，清康雍以后，世局早趋安定，正值太平盛世，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，越是上层阶级的人，对茶器越为讲究，「名人配名壶」，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，已然成为社会地位、声望品味的表征。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，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。吴梅鼎《阳羡茗壶赋》：「一瓷罂耳，价埒金玉，不几异乎，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。」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：大彬、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「宫中艳说大彬壶，海外竞求鸣远碟」的美誉，既用「艳说」、「竞求」来形容，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，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。总之，此两大名壶的出土，除了对时大彬、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，还应对「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」背后所蕴含的意义，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。到了晚清，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，作为往还交际之用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「潘壶」。据《阳羡砂壶图考》记载，潘仕成字德畬，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。先世以盐贾起家，累官至两广盐运使。由于潘氏家传素嗜饮茶，便在宜兴订制专属砂壶，一则自用，一则往还馈赠。潘氏订制的砂壶形制固定，且惯于将印款落于盖沿之上，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，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字「潘」印。由于潘氏声名远播，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「潘壶」。品茶三要壶必孟臣所谓「上行下效」，上层社会对茶具的讲究若此，自然带动中下阶层的起而效尤。大彬、鸣远壶是可望不可及的，于是宜兴所产的「紫砂壶」便成了基本的要求。昔时，闽南、潮汕的「茶博士」一般要求工夫茶具必备四宝：「供春、孟臣冲罐、若深瓯(小而薄的白瓷杯)、玉书碾(烧水陶壶)、潮汕烘炉」，其中紫砂壶名列「工夫四宝」之首。清人俞蛟《梦厂杂着‧潮嘉风月》：「壶出宜兴者最佳，圆体扁腹，努嘴曲柄，大者可受半升许。」《蝶阶外史》：「壶皆宜兴砂质，龚春、时大彬，不一式。」台湾史志学家连横《茗谈》：「台人品茶，与漳、泉、潮相同……。茗必武夷，壶必孟臣，杯必若深，三者为品茶之要，非此不足以豪，且不足待客。」可见其时风尚之一般。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有进一步的形容：「闽中盛行工夫茶，粤东亦有之，盖闽之汀漳泉、粤之潮，凡四府也。烹治之法，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。炉形如截筒，高约一尺二三寸，以细白泥为之。壶出宜兴者为最佳，圆体扁腹，努嘴曲柄，大者可受半升许……杯小而盘如满月，有以长方瓷盘置一壶四盏者。且有壶小如拳，盏小如胡桃者……，壶盘与盏旧而佳者。」

来源：时间：2008/6/19 10:14:10